因此 ， 他在《温疫论》中选用的45个方剂，有14个方剂里有逐下却瘀的大黄，占全部方剂的近三分之一，并指出，“承气本为逐邪而设，非专为结粪而设也 。”不及时攻下 ， 拘泥于“下不厌迟”的教条 ， 致邪不得出 ， 犹如养虎为患 。为此，吴又可特设《注意逐邪勿拘燥粪》一节 。
客观地讲，吴氏“客邪贵乎早逐”的思想显然有《伤寒》“急下存阴”的成分，他治温多用攻下，且主方多为三承气汤，亦明显是师承仲景；但吴氏对仲景之说显然有所发扬 。他跳出了原来《伤寒》三承气“下不厌迟”的规则，将下法的范围扩大到30余症 ， 而其指征皆为舌苔由白变黄，心腹痞满 。
在药物剂量特别是大黄的用量上 ， 吴氏也明显大于仲景，主张视病情需要而用之，不拘常量 。在《急症急攻》一节，他指出在病情“一日之内而有三变”的情况下，用下剂应“数日之法，一日行之” 。理由是“因其毒甚，传变再速 ， 用药不得不紧” 。这和后来疫派治温的医家都喜投重剂不无关系 。
从吴又可对妄用寒凉以及“下不厌迟”的反对 ， 可见他重视对病机的分析，临证力求“伏其所主，而先其所因” 。
笔者又将吴又可的瘟疫派与叶天士一派医家比较，两者各有千秋 。又可“客邪贵乎早逐”思想正可以挽救他专方治专病的偏激；叶派对症细致 ， 丝丝入扣的作风，恰可以弥补其有时药力不够的缺陷 。
当然，在逐邪方面，又可一派并非占尽优势，毕竟“先安未受邪之地”的观点是由叶桂明确提出 ， 可见他们对于正气的重视更甚一些 。比如该派的吴瑭 ， 在运用下法时虽不及又可猛烈 ， 却更细致地注意到正气问题，而不是一味强调大黄的使用 。增液承气汤的运用即是明证 。至于作为后起之秀，吴瑭使下法更臻完善就不必说了 。
但勿庸置疑 ， 吴又可的《温疫论》 ， 尤其该书的合理内核“客邪贵乎早逐”思想，对其后的各派医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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